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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18-12-04 访问次数:522次 |
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
长期看，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
12月1日，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会晤，就贸易战达成重要共识，这是双方的共同需要。从美方看，美国经济高位筑顶，从复苏走向滞胀，美股自10月以来暴跌，让美国感到痛并认识到贸易战的代价；中美贸易战导致部分美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影响农民收入；中期选举结束后两党分治两院，特朗普短期内需应对来自民主党各方面的压力；前期特朗普政府对各国开征关税、展开对伊朗制裁、在沙特记者事件态度模糊等对外政策已引发国内分歧，中期选举期间特朗普民调支持率为40%左右，低于同期历任总统。从中方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降成本和补短板的任务较重，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对美国依赖度高，中国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持续的战略机遇期。
当前市场上流行的三类观点：认怂论、强硬论和无视论
面对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有一种悲观的“认怂论”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认为只要中国服软认怂，中美贸易战即宣告结束或重归于好。当年日美贸易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打到80年代末，历时30年，战场先后经历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半导体，一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9年签订《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方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但美方却步步紧逼，直到日本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落的20年，再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战才宣告结束。
从世界大国兴衰的世纪性规律和领导权更迭来看，贸易战是中国发展到现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和必将面临的挑战。其未来演化的参考模式不是过去40年中美贸易摩擦的模式，而应参考英美世界领导权更迭、日美贸易战等的演化模式。
此次中美贸易战不过是过去十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而已。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
第二种流行观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强硬论”。对于中美贸易战的讨论，有种思潮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有实力在经济、金融、资源、舆论、地缘政治等领域对美方全面开战。这种观点是缺乏理性的自我膨胀，中美贸易战正是我们客观理性反思的契机，反省我们在改革开放中还有哪些不足的时机。
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中国在改革开放领域仍有很多功课要做。坦率讲，在降低关税、放开投资限制、内部审查、打破国企垄断、更大力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去做，这是我们客观要承认的。
我们认为，无论是“认怂论”还是“强硬论”，都是被美方牵着走，中国应采取“无视论”的智慧和大局观，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公民社会，我们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同。
中美贸易战，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新冷战思维下的在位霸权国家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贸易战根本上是改革战，与其打嘴仗、挑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不如韬光养晦、实事求是地做好改革开放。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
短期从对抗走向缓和，边打边谈，以“升级—接触试探—再升级—再接触试探—双方妥协”的逻辑演化，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要个好价钱，斗而不破。中美开启的90天谈判可能就结构性改革问题达成协议，但是涉及中方核心利益的发展高科技和产业升级将难以满足美方要求，贸易战打打停停，只会缓和不会结束。需要指出的是，要做好特朗普如5月份一样单方面撕毁停战协议的准备。
中期看，决定中美经贸关系走向有三个重要变量和关键节点：一是2020年总统大选；二是美国经济见顶回落和美股回调的速度；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2020年总统大选在2019年下半年启动，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将再度成为候选人赢取选票的策略。特朗普短期需要应对来自民主党的压力，在内政持续受阻后可能转向外交发力，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大概率延续。
长期看，中美贸易战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这是打着贸易保护主义旗号的遏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贸易战，还是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美国积累起贸易（对华摩擦的五大方面）、货币金融汇率（对日本）、资源战（对欧洲）的多维打击经验和手段。
我方可以施展的应对之策有：
1.联合东盟、南美、非洲与“一带一路”国家，与欧盟、日韩积极开展双边合作和自贸区谈判，寻求WTO等国际协调机制，避免贸易战升级扩大。
2.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之前，国内存在一些过度膨胀和过度自信的思潮。中美贸易战无异于最好的清醒剂，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中国新经济繁荣大部分是基于科技应用但是基础技术研发存在明显短板，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必须继续保持韬光养晦，必须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此次中美贸易战未必是坏事，转危为机，化压力为动力。
3.前期金融去杠杆和中美贸易战引发货币再度放水刺激的呼声和讨论，这是非常短视和误国的，如果面临中美贸易战的外部冲击重回货币刺激的老路，将重演1990年日美贸易战的失败教训。中美贸易战不宜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方向引导，而应往形成改革开放共识的方向引导，冷静深入思考。最好的应对是顺势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类似1960-1980年的日本、1960-1990年德国产业升级应对模式），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国内行业管制和要素市场化、降低制造业和部门服务业关税壁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行、下决心实施国企改革、改革住房制度、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大规模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改善营商环境、发展基础科技的大国重器等。
4.贸易战本质是改革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产能和去库存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去杠杆行至中盘、转入稳杠杆，未来政策重心应加大降成本和补短板。宏观政策要放水养鱼，与民休息，轻徭役重民利；微观企业要广积粮，缓称王，度过金融形势的冬天。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未来应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提振企业和居民信心，开启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第一，建立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鼓励地方试点，调动地方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的积极性。
第二，坚定国企改革，不要动则上纲上线、陷入意识形态争论，要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衡量。
第三，大力度、大规模地放活服务业。中国已经进入到以服务业主导产业的时代，制造业升级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满足美好生活需要消费性服务业大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制造业除了汽车等少数领域大部分已经对民企外企开放，但是服务业领域仍存在严重的国企垄断和开放不足，导致效率低下，基础性成本高昂。未来应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更大程度地放活服务业。
第四，大规模地降低微观主体的成本。减税，简政，降低物流、土地、能源等基础性成本。
第五，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促进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六，按照“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关键是人地挂钩和金融稳定。未来应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长期稳定；从开发商为主转变为政府、开发商、租赁中介公司、长租公司等多方供给；推进房地产税改革，抑制投机型需求。
作者为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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